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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使命愿景，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然而，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进入“深水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亟待一个新的动力引擎。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即“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将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高新产业联系在一起。紧接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以“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系统阐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并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有色金属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深度转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将进一步从传统的原材料生产向高端的新型材料制造转型。然而，有色金属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关键技术瓶颈、传统产能过剩和碳排放压力大等［1–2］。因此，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需要从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绿色低碳等方面入手，加强关键技术研发，推动高端化发展，加强节能减排，发展绿色低碳技术，构建循环经济体系。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可以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做出持续贡献。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有色金属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国内关于新质生产力相关研究集中在其概念本身、指标测度和影响研究3个层面。一是集中于新质生产力概念阐述本身的研究，着重诠释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涵义特征、理论创新、现实基础以及如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3–4］。二是基于实证研究方法，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动态演进、障碍因子以及区域异质性等多个方面入手，运用熵值法构建其综合测算指标体系［5–7］。三是应用型研究，立足于中国特色现代化国情视角，探讨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赋能现代化体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助推区域一体化等的影响作用［8–10］。而聚焦于新质生产力对新型工业化发展作用的探讨已经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的双向互动关系［11］，但对于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有色金属行业的新型工业化还缺乏全面和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党和国家关于新质生产力的政策论述为基础，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在重点推进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韧性、创新、绿色、协调、开放、融合”6个发展方面中的重要作用和内在机制，以期为该领域的当前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同时，本文还基于党和国家政策论述，识别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的现实挑战，并提出了实现路径，为推动有色金属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当前国际上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欧美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在高端材料研发和智能制造方面走在前列；亚洲国家则依托市场规模和产业链优势，在中低端产品领域形成较强竞争力。中国作为全球有色金属生产消费大国，如何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提升行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群慧等［12–13］认为，新型工业化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而言，更具科技创新能力，更绿色，更协调，更可持续，更包容的高质量工业化发展过程。盛朝迅［14］提出新型工业化是深度的、完整的、融合的、绿色的、开放的工业化，其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是发展新科技、集聚新要素、建设新基建、培育新主体、形成新优势、构建新机制。刘元春［15］进一步立足于中国现代化情景，认为新发展理念赋予新时代下工业化全新的内涵，这主要体现在创新要素、创新驱动力、协调发展、绿色低碳、高水平开放和共享发展成果等方面。基于此，本文从韧性、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和融合6个方面阐释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如图1所示［16–19］。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以打造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行稳致远的基础保障。这需要产业链供应链不断提高对内外冲击的适应能力，即面对国内外市场及外部环境带来的冲击时，依然能够保持链条稳定，防止“脱节断链”，冲击后快速调节适应并恢复正常运行状态，甚至能够将危机转化为推动链条升级的机遇的能力。伴随着大国博弈升级、突发事件频发，全球产业体系面临重组，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和收缩趋势显著加快，促使国际产业分工范式、网络布局、规则制度以及竞争态势等发生巨大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对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化发展模式和路径的调整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以铝工业为例，中国作为铝工业大国，铝土矿储量大约7亿t，仅占全球储量的2%，存在较高的对外依存度，2024年，中国进口铝土矿数量高达15876.7万t。而新质生产力在应对外部环境冲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形成的新质生产力能够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空白，从根本上掌握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主动权。新质生产力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链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进而加速各环节运转的专业化和互补性，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端、更具价值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优势。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发挥其数字化和其他信息技术优势，精准排查链条各环节堵点、卡点和断点，着力提升有色金属行业产业链供应链能力。
创新是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快速演进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石，通过革命性的技术变革、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以及深度的产业升级来推动其发展［20］。随着中国迈入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逐渐从追求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向以创新为引领的高水平工业化过渡，区别于传统工业化主要依靠劳动、资本等简单生产要素拉动，新型工业化主要靠技术、数据和知识等创新要素作为驱动源泉，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而实现工业经济内涵式增长［12］。新形势下创新驱动的关键在于提高有色金属行业自主创新水平，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进而实现科技现代化发展。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取得了非凡的历史成就，但在关键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诸多底层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难题，例如，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高纯超导铌材方面取得了进展，为中国大科学工程提供了关键材料，但超导铌材和高端铝材等关键材料在高纯度制备、性能控制和均匀性等方面的技术瓶颈仍然亟待突破。这使得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还比较高。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驱动力，能够通过颠覆性、关键性技术创新改造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的生产力基础和性质，引领高效益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替代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以实现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动能转换。
有色金属行业是中国碳排放的重要源头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6793.6万t，有色金属行业能耗占全国工业能耗的7.6%，电耗占全国工业能耗的13.2%［21］。因此有色金属行业的新型工业化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绿色转型。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要求，属于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涉及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及模式创新，能够在以新能源、新材料等减污降碳的新产业，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特征的新业态，以绿色消费为代表的新服务过程中，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通过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形成高科技含量、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形成有色金属产业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工业化发展新途径。
协调发展是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思路。为了在短时间内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国选择走“并联式”工业化道路，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过程。这意味着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时间紧、任务重”，需要特别重视其发展过程中整体协调性，而不是仅重视发展工业化。应通过促进城乡间、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产业经济融合发展，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注入强大的的活力。应重点着眼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完善区域间合理流动和配置生产要素的体制机制，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协作效率和特色经济，消除流通障碍、根除融合发展壁垒、突破共建共享瓶颈，以形成全国统一市场［22］。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通过数字化工具、信息技术的运用形成更具共享性、流动性的信息处理媒介和公开平台，进一步消除有色金属行业内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同时其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传统产业将不断改造升级，新兴产业也将不断扩张带动区域间产业转移，从而形成新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构建协同的产业链价值链体系。
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是立足于新发展格局下，强调高水平开放的工业化发展过程。这要求不断强化国内产业与国际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和衔接，同时深化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国内市场对标高水平国际市场，利用中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吸引外资投向有色金属行业，以形成国内国际对等竞争的产业发展新格局。通过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既要以错位补短形式锚定欧美产业发展大盘，例如，中国可以继续成为主要的镓生产国，镓是一种美国不生产的关键金属，从而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优势；同时，又要进一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推动中国有色金属产业走向更大的海外市场，深化区域合作空间。新质生产力为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开放发展开拓了新的交流合作场景，如进博会、广交会等一系列重大国际性展会，依托数字技术搭建的新平台、新渠道，逐渐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产业共享中国新发展机遇与红利、促进产业贸易创新合作的重要平台，为形成高水平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化注入新的活力。
多元融合是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特征。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的融合性特征体现在有色金属领域中企业间，或与其他产业通过创新合作、业务交互和产业链的延伸扩展以及技术的渗透应用而形成的多主体、多维度、立体式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中。这种模式体现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科学技术和产业链条体系融合等方面，通过产业链增值、要素融合协同释放了乘数效应，奠定了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化不断发展的效率基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广泛渗透工业领域，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产业体系整体质量和效率，形成共享要素资源和提高盈利能力的新模式、新业态，同时产业间融合，催生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开辟了新赛道。数字经济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数实融合的中坚力量，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形成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应用模式和新型工业形态，为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
理论上，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的韧性、创新、绿色、协调、开放、融合来赋能新型工业化，但在实践中，诸多现实挑战抑制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多个纬度的发展进程，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演进。
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韧性发展面临着脱链、断链和卡链的安全风险挑战。就脱链而言，主要体现为当前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政策和东南亚等后发国家低成本竞争挑战所导致的产业链外迁现象。一是受国内要素成本持续上涨的影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部分中低端、低附加值产品的有色金属行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分流，破坏了产业链的完整性［23］。二是全球产业链重构，部分西方国家加强产业“回流”政策，也进一步加速了产业链外迁，过快的产业链外迁速度可能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现象，削弱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这种情况下，产业链外迁压力动摇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韧性发展的完整性根基。就断链而言，中国有色金属行业部分领域存在自给率低，部分关键技术和产品以及高技术的中间投入高度依赖进口的严峻困境，造成了巨大的供应链中断和“卡脖子”风险。就卡链而言，随着中国有色金属行业逐步向中高端现代化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将中国视为强劲的竞争对手而进行全方位打压，有色金属行业急需在创新产业发展实践中发挥新质生产力竞争优势，逐步摸索经验。
新一轮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当下，科技领域逐渐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相互竞争博弈的“主战场”，以创新驱动为主的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科学技术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和突破，日益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逐渐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仍须攻坚，中国部分关键核心领域的基础研究薄弱，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低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缺乏等短板，阻碍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化道路更深层次拓展。第一，创新投入力度不足，与美国、瑞士、新加坡等创新强势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如图2所示［24］。根据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国际权威报告-《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可知，中国在“创新投入”方面的一些指标排名较为落后，反映中国在支持和促进创新活动方面仍具有改进空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创新发展的潜力释放和可持续性发展。此外，从研发方面的费用投入来看，也能明显看到中国和其他创新能力排名靠前国家的差距，如图3所示，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第二，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短缺成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创新化、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指出，数字经济时代，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的发展都需要数字人才掌握高水平的数字技能、广泛的商业技能和行业经验，而当前数字复合型人才总体缺口预计在2500万至3000万左右，同时随着中国数字化发展进程加快，其缺口将不断扩大［25］。第三，制约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企业是创新的微观主体，但一些企业仍面临市场准入困难、融资难、筹资难以及创新管理不足等问题，使得企业创新活力难以激发。同时，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缺乏行之有效的技术创新成果转移机制，使得创新在实际应用中转化难度较大，直接制约了技术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加速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进程。
工业绿色发展是“双碳”目标和美丽中国建设等战略背景下，推进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议题，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工业化绿色发展的实质是实现以绿色、低碳、循环为特征的工业绿色发展之路［26–27］。现阶段，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绿色发展仍面临许多亟待突破的瓶颈：一是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及改造升级速度相对缓慢，工业绿色发展对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改进提出高要求，而绿色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绿色技术研发大多集中于对基本技术的改进，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较为薄弱［28］；二是对绿色工业转型的投资和融资较为困难，新质生产力引入新的绿色化、低碳化生产工具和技术需要对现有的工业生产流程、供应链和能源使用等进行调整或替换，这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而对于大多数的有色金属企业来说，筹集所需的绿色发展资金相对困难；三是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不健全，工业绿色生产主体偏少、标准体系不健全、消费场景不足，且社会未完全形成“绿色发展理念”共识，难以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绿色发展形成有效支持。
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是制约有色金属行业新质生产力赋能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主要短板。一方面，各区域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差距明显。Feng等［20］使用综合测量方法和自然断点法推断出了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同样的，中国东部地区凭借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倾斜，占据强势主导地位，中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差距较大，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工业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有色金属行业创新力度不足，未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地区间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的“雷同”现象较为严重，受传统计划经济与地方政府竞争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产业系统布局，将资源集中投入拉动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行业，这往往导致区域间或区域内产业的重复建设［29］。产业结构趋同性较为严重，会割裂地区协同发展，一定程度上削弱地区经济互补性。在这种情况下，新质生产力对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的赋能效果会受到极大削弱，区域封锁和市场割裂将成为有色金属行业协调发展的严重威胁，阻碍了生产要素区域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严重影响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可行性。
新型工业化是立足于新发展格局下强调国内国外双循环的高水平开放型工业化发展路径［30］，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处于深度调整期，使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不确定性冲击，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美国在经济、科技层面对中国的全方位打压，意图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去中国化”，大大增加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难度。与此同时，国内市场营商环境所存在的相关体制改革滞后、政策精准性有待提高、要素保障不够完善、法治环境亟待优化等问题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对优质生产要素、高素质人才汇集引进的高要求，约束了其赋能有色金属产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此外，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开放发展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展开数字经济方面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要求，而与中国开展数字合作的主要国家或地区中，东盟、中亚和阿拉伯等地区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充分且不平衡的现实问题［31–32］。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部分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面临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以及数字化人才供应不足等一系列难题，直接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有色金属行业的经贸交流合作，限制了新质生产力多元化开拓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开放式发展的新渠道、新空间、新路径。
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所强调的融合发展是建立在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为核心基础之上的技术间、产业间、技术和产业间的系统性深度融合过程。现阶段，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存在融合“深度不深”的现实问题。从技术间的深度融合过程看，企业之间技术创新合作受到了企业自身管理方式、战略目标、领导者经营理念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这可能导致许多企业不愿增加交易成本来进行跨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合作；从产业间融合而言，有色金属产业间发展水平差距大是制约产业间深度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产业部门未形成统一的监管规则亦带来重大考验，亟需新质生产力扮演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极大颠覆了工业发展模式，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然而现实情况来看，不少有色金属企业存在数字技术渗透率低、关键核心技术严重匮乏、数字化转型程度低等问题，制约了有色金属行业工业化融合创新进程。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助推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韧性发展，要从“抓大局”“防冲击”和“强韧劲”3个方面着手。
首先，“抓大局”强调保证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基本大盘的完整性优势，同时推动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稳步攀升。一是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所形成的“齐全的产业门类、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主要优势，发挥新质生产力优化要素组合作用，推动传统有色金属产业向内地承接转移，保持成本优势同时增强产业根植性。二是通过引进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生产要素，以要素升级推动产品升级，将数字化生产要素、智能化技术不断融入生产过程，通过增强产品研发设计能力、提高生产工业水平、生产工人的数字技能推动产品升级，以提高中国有色金属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防冲击”意味着借助数字化工具、云计算和数据应用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预警系统，通过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评估结果分析，实时了解其发展运营情况，以便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和跟进，不断提高对全产业链风险预估、风险预警和风险应对能力，强化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韧性发展的机制保障［16］。最后，“强韧性”体现了从技术层面寻找固链、优链、强链的突破口以提高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韧性发展的实现路径。针对具体“卡脖子”环节，加大研发投入，精准攻坚其关键核心技术和国产化问题，以摆脱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卡脖子”威胁，在全球生产竞争中真正提高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发展韧性。
扭住创新的“牛鼻子”是发展有色金属行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关键，也是有色金属行业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驱动力。要完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举国体制，战略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布局规划，下好创新“先手棋”。
首先，重视“补短板”，面对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要选择适宜性的技术创新进行快速技术追赶，增强产业技术的自主可控，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33］。其次，加强“锻长板”，进一步加强任务导向型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集中资源发展新质生产力依靠的颠覆性、前沿性技术，发挥企业作为直接接触市场和产业的经验积累和判断能力优势，为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高校院所等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投融资机制，设立支持原创科技创新的天使基金、种子基金等市场化基金，为前沿技术研发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第三，注重“固底板”，即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积极作用［34］，推动开放式创新，构建政企学研多元化主体参与、网络化协同研发、管理、运作的开放型创新系统，打造政府牵头创建创新人才交流平台，企业和高校深度融合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最后，着眼“探前沿”，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有色金属企业实现产品创新和产业链延伸，从而提高过程中劳动投入与中间品投入的价格加成率，有利于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的快速转型［35］，以数字技术、智能制造、区块链等先导性技术，推动有色金属行业集群化、融合化、生态化发展，激发有色金属行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的新动能。
绿色是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对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实现“双碳”目标，从而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工业化体系提出了新要求。考虑到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绿色发展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形成工业绿色发展需要理念引领、制度约束、政策激励的“三轮”驱动。
首先，要在全社会营造绿色低碳和环境保护的氛围，持续推动降碳减碳行动，不断突出企业作为绿色工业的主体地位，加强企业绿色文化培养机制，形成企业节能减排的集体意识，将绿色文化业绩考核融入入职培训、岗位晋升、奖金设置等重点环节，引导企业积极主动改进绿色低碳技术、探索绿色生产和生态工业模式［17］。例如，德国Aurubis公司通过投资4000万欧元，在其汉堡工厂安装了“H2-ready”（氢就绪）型阳极炉，以氢气替代天然气作为能源，实现每年减少5000 t二氧化碳排放，展示了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构建"政策激励-市场约束-技术突破"的协同机制，能够有效激发企业创新动能，为全球有色金属行业低碳转型提供了示范路径。其次，健全有关企业绿色生产的规章制度，深化监督考核机制，加大对污染防治的监督力度，严格处理有色金属企业危害环境的污染行为和生产行为。最后，制定有助于企业采用绿色低碳技术推动生产发展的运行机制，建立适度奖励的政策法规，以激励企业自主对产业结构进行绿色化、数字化转型，设立用于企业绿色发展的专项补助基金，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企业绿色升级提供贷款支持，拓展有色金属行业绿色发展的多元化筹资融资路径。
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的协调发展不是各地区工业化水平“绝对平均”的发展，通过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实现区域分工与合作、产业疏解和承接、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难题，可以增强各区域工业化协调发展的错位性、协同性、联动性和整体性。
首先，从错位性来看，各地区各城市的有色金属行业在进行产业规划时，要着眼于国家产业布局整体发展，避免盲目跟风、重复建设和产业内部同质化竞争，关键在于发展全局中找准自身定位，根据禀赋优势、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等条件因地制宜发展适宜的细分产业和产业链特色环节，基于本地实际着力开辟新领域，塑造竞争新优势。其次，从协同性来看，加强制定区域合作发展规划与完善区域之间产业协调发展机制，建立产业分工与合作关系，形成区域间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新局面。如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高端要素集聚平台作用，通过创新驱动提升有色金属行业质量和竞争力，进而打造世界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内陆地区发挥商业成本和生活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释放承接产业转移潜力。第三，从联动性来看，有色金属行业要加强区域间多层次、多领域和多途径的协同发展机制，促进产业跨区域承接转移，支撑共同搭建产业园区等合作平台，同时在工业基础建设、社会服务机制保障以及技术创新研发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和合作，同时，完善区域互助机制，发挥核心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区域协调发展一体化进程。第四，从整体性来看，需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进而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机制，破除要素流动所面临的隐性和显性机制障碍，推动资源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放宽市场准入、加大科技创新奖励力度和人才引进投入等，形成有色金属行业多方位共同推进的新格局。
即使面对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日渐升温和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方位制裁，如“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政策的现实挑战，有色金属行业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仍需秉承“合作共赢、开放循环”的理念，将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主要优势由以成本、价格、要素等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向以技术、质量、品牌等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变，实现有色金属行业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务实合作。
首先，深化有色金属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在安全可控的原则下，持续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降低外资进入门槛，通过与高标准的国际规则对接、规制协调、管理升级，破解国内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进而构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吸引有色金属行业全球性高端生产资源为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积聚力量［18］。其次，将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生产体系融入全球产业大循环，强化各国间产业链价值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合作关系，创新优势互补和空间互补的机制，推动国际产能合作走深走实［36］。一是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工业规模庞大、工业体系完整等新型比较优势，形成对外商投资经营的引力场效应，并加强对外资企业服务保障和投资合作交流平台搭建，多措并举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推广应用，推动更高质量“引进来”。二是打造“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体系，精准强化风险预测评估机制，为企业海外业务发展提供信息和资金服务保障，鼓励更高水平“走出去”。
融合性是新质生产力和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的共通属性，建立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渗透融合基础之上的技术间、产业间、技术和产业间的融合能够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形成新质生产力［37］，助推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融合发展。
首先，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化、现代技术间融合发展，支持龙头企业组建技术创新联盟，牵头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形成服务于新型工业化整体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技术创新与集成创新。其次，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生产工具培育有色金属行业的新发展模式，以创新引领提高数字技术、数字化工具渗透率实现提质增效，打造绿色智慧矿山、环保智能工厂［19］，全面推进有色金属行业现代化发展。最后，新质生产力带动新技术的涌现引领了产业创新范式，以数字化赋能有色金属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充分挖掘数据要素潜在价值，发展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新空间、新赛道。
本文通过分析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路径机制，分析其发展的现存挑战，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的可行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1） 提升产业韧性是基础。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韧性发展需稳固产业基本盘，并推动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攀升，通过发挥新质生产力优化要素组合的作用，推动传统产业向内陆转移，保持成本优势的同时增强产业根植性。
2） 强化自主创新是关键。有色金属行业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3） 优化产业结构是重点。通过引进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生产要素，以要素升级推动产品升级，将数字化生产要素、智能化技术不断融入生产过程，以提高中国有色金属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 推动绿色转型是方向。加快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发展，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污染物减排，构建绿色产业链。
5） 促进数字融合是动力。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化、现代技术间融合发展，支持龙头企业组建技术创新联盟，形成服务于新型工业化整体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技术创新与集成创新，全面推进有色金属行业现代化发展。
6） 拓展发展空间是目标。新质生产力带动新技术的涌现引领了产业创新范式，以数字化赋能有色金属产业，充分挖掘数据要素潜在价值，发展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赋能有色金属行业新型工业化新空间、新赛道。
通过提升产业韧性、强化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绿色转型、促进数字融合以及拓展发展空间这6个方面的协同努力，相信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赋能有色金属行业的新型工业化进程，推动该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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